北京东城区的海运仓附近,东四十条的北边,有三条胡同,分别叫东颂年胡同、西颂年胡同、南颂年胡同。明朝时此胡同叫宋姑娘胡同。清朝乾隆年间,宋姑娘胡同被划为了三段。由于老北京人说话的发音方式——姑娘两个字连起来快读就是“年”,这就有了后来的东颂年胡同和西颂年胡同。再后来,西颂年胡同南侧的王驸马胡同也改为南颂年胡同。
宋姑娘和王驸马,两个胡同名结合在一起,就是北京城里一个有趣的民间传说。据传,宋姑娘的父亲本是锦衣卫的一个小旗(官名),在南镇抚司当差,算是锦衣卫籍。锦衣卫的地位可是不低的,宋家算得上是有一定地位的中等人家。宋姑娘年方十六,出落得温婉大方、亭亭玉立,成了四里八乡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,自然媒人就少不得登门拜访,谁知差了一个前后脚就闹了一出大笑话。
宋姑娘父亲在当差的时候把姑娘应允给了自己的上司——一位世袭官衔的锦衣卫百户;而母亲则在亲戚朋友的鼓动下答应了一位富甲一方的大粮商;赶巧的是姑娘的舅舅在国子监认识了一位气质温润的书生,那年头娘亲舅大,便自作主张地满口答应了人家的求亲。更神奇的是,这三人竟也没有相互告知,只等着来提亲时给大家一个惊喜。
次年春天,三户人家同时来到宋家提亲。一个女孩子竟然许配了三户人家,这一下子成了一个丑闻,轰动了整个四九城。
事情已然如此,还是得想办法解决,不然以后姑娘的清白就全毁了。三户人家,一户比一户得罪不起,嫁给谁好呢?这可把全家人都愁坏了。
一直纠结到了“放小定”那天,亲戚朋友都来捧场,三户人家也是比赛般送上了一份重似一份的聘礼。百户家请了千户夫人,下的聘礼是玉如意;粮商家请了侍郎夫人,送的聘礼是三镶点翠金如意;书生王家则请了顺天府尹夫人,给的聘礼是红珊瑚做的红如意。
百户是宋家父亲的顶头上司,那是万万不能开罪的。粮商家则是享誉京城的富豪,随便打个喷嚏就能掀翻宋家的屋顶,也是个惹不起的主儿。书生王家是父母官,县官不如现管,还是惹不起。三家各不相让,宋家左右为难。最后不可避免地闹上了衙门,吃了官司。
县太爷也是头一次审理这么奇特的案子,他叫来宋姑娘让她当堂指认自己的心上人。宋姑娘看着堂前站着的三个男子,无不仪表堂堂、丰神俊朗,难以在一时之间分出个高低上下,便狠下心来说道:“婚姻大事理应由父母做主,怎奈他们各持己见,互不相让,伤了和气。此事均由我一人引起,我愿求一死,以消解恩怨,求大人恩许。”
县太爷听完姑娘的话后立即命人从后堂端出了一碗毒药,以成全姑娘的一番苦心。姑娘接过碗来,丝毫不见犹豫,一口气喝了下去,当即双目紧闭,倒在地上。
县太爷命人把姑娘抬入后堂,随后问三位公子:“姑娘已实践了自己的誓言,真乃仁义之人,你们现在谁愿娶她为妻,负责料理她的身后之事?”
百户和粮商面面相觑,颇有推诿之意,只有书生站出来说:“受家父之命来接宋小姐完婚,现在小姐已经是我王家的人了,我愿负责安葬。”当堂,县太爷即令三位公子签字画押,不得再有异议,并且把所下聘礼都充当宋姑娘的丧葬费用。
判完之后,县太爷带书生进了后堂,却见姑娘正好悠悠醒转。
原来,县太爷给姑娘喝的并非毒药而是蒙汗药,姑娘只是一时昏睡了过去。书生一见,大喜过望,赶忙回家筹备婚礼,并把宋姑娘娶回了家。而后人为了纪念这样一位仁义、忠孝的好姑娘,便把她生活过的胡同命名为宋姑娘胡同。
据说,这件事情后来传到了太后的耳朵里,太后听闻此事也是备受感动,于是,下令收宋姑娘为干女儿,就这样,书生就成了驸马爷,他们一起生活的胡同就被称为了王驸马胡同,王驸马胡同就紧挨着宋姑娘胡同。
后来,宋姑娘胡同一分为二,成了东颂年胡同、西颂年胡同,而王驸马胡同则成为南颂年胡同。
这个传说当然做不得真。依据史料推测,这位宋姑娘,应该是一位失足妇女。张清常先生曾在《北京街巷名称史话》一书中专门考证:“明朝街巷名称中的红灯区有:勾栏胡同、本司(教坊司,清朝笔记把它视同勾栏)胡同、粉子胡同、东院、西院、马姑娘胡同、宋姑娘胡同等。”这个说法是张清常先生在一本叫《京师坊巷志稿》的书上得来的。可以说,在明朝时期,这里是有名的红灯区,宋姑娘很有可能是其中特别著名的一个。
而王驸马胡同,则是因为这里真的住过一位王姓驸马。这位驸马叫作王宁,是朱元璋女儿怀庆公主的驸马。这位王驸马本来住在南京,在“靖难之役”的时候,经常偷偷把南京的军事情报告诉朱棣。后来被锦衣卫查出来,就被抄家并关了起来。朱棣胜了以后,说他“孝于太祖,忠于国家,正直不阿,横遭诬构,封永春侯,予世券”。不但将王宁放了出来,还给升了官。朱棣迁都北京,王宁也跟着来了,北京的新府邸所在就被称作王驸马胡同。